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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创造条件实施金融强国战略
http://www.cubn.com.cn/ 评论  2018年4月10日

■文/徐奎松
  至今年3月底,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双双吃紧。竞争潜伏着风险,规制瞬间多变。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要不要创造条件实施金融强国战略?
  去年有权威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但市场反应不大。寻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实施金融强国战略的条件还偏弱,涉及要素较多。二是迄今没有可操作的新思路、新方式新方法。三是各方均保持着极其谨慎的态度。
  但笔者认为,中国当下已经具备三个硬性条件:
  一是以银行体系为金融稳定器,正逐步从中、日、德式的银行模式向美、英的金融市场化模式转化,其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国家金融和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推断,中国目前的主权净资产达101万亿,可应对1.5次金融危机。
  与美国相比,在货币性资产、债权性资产和股票性资产上分别较大,美国占比是17%、49%和34%,其中,银行占比最低,债券市场占据了近一半。中国却相反,中国占比是62%、18%和20%,其中,债权占比最低,银行占比大半个金融江山。
  值得警示的是,当美国能长期保持金融强国、经济霸权强国时,49%的债权率或再高10个百分点都构不成风险。为此,美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一直处于高负债、高财政赤字,占GDP的98%,与低价贸易和低价消费格局。但是,一旦出现别国(如中国)与之形成强大的竞争力时,高负债和高赤字就会逐步转化成金融风险乃至危机。进一步讲,如果中、日、英、德、韩等多国同抛美债,美国在一夜之间就会瘫痪。而目前的国际发展趋势紧逼美国,中国以世界领先的制造业正在扭转美国的强势力,日本也在2017年悄然突起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股权购并国,等等。所以,中国稳健的金融体系奠定了实施金融强国的根基。
  二是中国用自己的思维逻辑建立起了区域联动、产业联动、科技与项目联动和互联网与创新联动的组合发展模式,用40年完成了西方国际200年的工业和商业发展脉路,被联合国和世纪贸易组织列入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大国,实际上就是实体经济强国。中国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期成立了国家发改委并设立了地区司之后,实施了区域强国战略和城乡一体化强国战略,以及如今的制造业强国战略和互联网创新强国战略等,这些被西方国家认为是“违背市场化运转规律”的“强国战略运动”,现在正释放出东方大国的市场化魅力,GDP达到约12.2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商品购买力均价大国等优势,对美、英、德、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具有颠覆性的竞争力。再加上中国14亿的人口总量和7000万家企业(2017年底统计数字),经历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考验,说明中国的资金储蓄池子庞大,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很强。这一切都是实施金融强国最有效、最有利的基础。
  三是从2017年下半年原银监会对银行系统大幅度的治理、开出海量级的罚单、又发布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上个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的意见》、《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以及加快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性改革等等政策性安排,均在说明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更加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指日可待,预计2018年下半年或2019年初就可逐步窥其全貌。这些变化却被诸多经济学家和公众所忽视了,只看到了表象,并没看透表象背后的国家战略。实际上,中国正在为布置金融强国战略做准备。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实施金融强国战略?笔者认为,重点应从调整金融资本市场结构、大幅度拓宽新规则与破除不合理的制度障碍三个层面着手,走大道至简的金融发展道路。
  中国的股权制度改革起源于制造业,成长在服务业,成熟并延伸在金融资本市场,形成持续创新与风险并存的格局。
  从银行股权结构层面看,潜伏着六层结构体:原始股国有资本、央企股权与地方股权资本、国有与民营股权资本、国有股权与国有员工持股资本、民营与外资股权资本和股权代持结构的股权资本。其中,国有股权与国有员工持股存在着内部人瓜分国有资产的嫌疑,股权代持存在着股权结构不清晰、股权价值贬值,产生纠纷后股权人、《公司法》和法院其裁定标准不一致的现状。更严重的是,股权代持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违规资本,初步预计大概是个“地震式”的数字。
  从银行、保险、债市、证券、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层面看,其理财品种所衍生出来的结构体,一层套一层,一环连一环,“子子孙孙的血缘关系”已经说不清了,无须一一列举,这种股权结构体说的更直接一些都是套利。过去地方政府靠房地产、地皮出租(出卖)、地税和发行少量债券就可装满财政口袋。如今地方债的发行量直线上升,且与国有金融机构以股权理财等方式组合,吹大地方金融风险泡沫。再加上财政部推出的PPP股权组合新方式,在全国多个省市项目实施过程中被严重扭曲,财政部财科所学者孙洁日前归纳出七种股权套路,程度比较严重,等等。
  针对上述两大领域多个层面的股权结构问题,国家银保监委会实施罚款只可是临时手段,意在加强监管,更重要的是,今后应制定出符合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制度。从以往的监管效果看,应向公众广泛征求意见,要相信公众的智慧。今后投资者参与股权实现盈利的比例越来越大,与监管越来越难成为一对棘手的矛盾。为此,应彻底放开股权结构的层层限制,取消《公司法》股权50人的上限。在货币性资产、债权性资产和股票性资产的比例调整上,中国应从目前的62%、18%和20%逐步调整到未来的30%、20%和50%格局,也就是要加大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证券交易,更要引导广大的个体投资者参股实体经济的盈利比例。在股权结构上实施二级金融股权结构,取消三级以外的股权组合以及金融支付系统,走大道至简的金融市场化道路。
  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始终存在着四项制度性缺陷不能突破:一是注册制不能落地。二是退市制度没有真正实现。三是借壳上市制度还视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四是包装上市制度还在按部就班地执行。四个环节问题如果持续处于拉皮条状态,将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典型的例子是2017年底学者韩志国围绕IPO审批放量过大问题痛批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并由此引发证券市场的激烈争论。
  问题在于,如果限制企业批量上市,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基本可以保证收益的稳定,减少风险系数,但对全国众多具备上市的企业那是不公平的。在这方面已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现在圈定的126家“独角兽”企业当初被迫海外上市就很无奈。二是我国金融科技企业和电子商务企业近10年大范围地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形成“技术+金融+合作”模式,正在快速崛起,也就是把高尖端的创新性企业排斥在外,对国内市场损失很大。
  反过来看,如果采取了注册制、实现企业批量上市,只在一定时间段内会稀释投资者收益率。长期看,如果真正实现退市制度的标准流程,对投资者的收益稳定是一样的。去年围绕IPO之所以引起激烈的争论,其背后直接触及到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也是这些群体是金融领域的“高端”新闻写手,操纵了新闻舆论,迫使证监会压低了IPO审批幅度,刘士余的无奈是一种监管恐慌症式的糊涂。
  为此,中国应该率先在证券市场建立起金融强国战略,在新三板市场先实施注册制,或较低标准的注册制。划定标准尽快实施退市制度,排除地方政府的游说式干扰。降低由新三板进入A股市场的标准。彻底实现将高尖端企业、产业升级幅度较大的企业和国际优质企业全部融进中国资本市场,形成活跃格局,并由此带动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领域形成全方位的金融强国战略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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