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拆迁，痛并进步着

       随着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用地需求增加，中国的拆迁之战正在多处爆发：在上海，被拆迁女住户潘蓉手持自制燃烧瓶阻挡掘进的挖土机；在贵阳，无奈的被拆迁居民用40多个液化气罐堵路讨要说法；在昆明，因为拆迁一个大型集贸市场，上千商户上街抗议……天南地北，形态各异，中国式拆迁所引发的对抗正逐步升级，方式则更为残酷惨烈。

■上海：女户主投掷汽油瓶抵抗暴力拆迁

       上海机场集团要兴建机场的交通枢纽工程，而潘蓉的住房正好位于这一工程项目的范围之内，因此潘蓉一家必须在期限之内搬离原先的住所，房屋将被拆除，拆迁补偿是67.3万元，潘蓉不满。在多次协商和反映自己诉求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强制拆迁如期而至，08年6月12日，潘蓉为了阻止拆迁，用投掷汽油瓶等违法的暴力手段来进行反击。

■贵阳：住户液化气罐堵路抗暴力拆迁

       2009年11月27日，贵州博宇房地产公司组织数十人，携带钢管、撬棍对9家住户8间门面进行暴力拆迁，同时非法拘留13名住户。事件发生后，被拆迁户用40余瓶液化气罐堵路讨要说法。警方随后对暴力强拆和违法堵路事件进行调查，并强行拘留24人。

■昆明：上千商户拒绝拆迁堵断主干道

       2009年11月21日上午，昆明市区大型商业区－螺蛳湾批发市场发生上千商户上街堵路事件，数百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一位商户告诉记者：“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们螺蛳湾市场一共有上万家商户，从业人员超过十万，这样大的一个市场政府要在11月30日以前强行关闭。而之前拆迁听证会上作为业主代表的21人我们都不认识，政府也强行通过了听证会，市场里平均每个商户的租赁及其他投入平均50万元，可政府拆迁却没有任何赔偿，我们无法接受、拒绝拆迁。”

■本溪：业主刺死强拆着被判无罪

       张剑是辽宁本溪市民，开发商希望拆迁该家住房而盖起别墅，在未达成协议之前强制拆迁。去年5月，张剑用刀杀死了一个叫赵君的强拆者，本溪中院判张犯故意伤害罪，但因是张剑面临不法侵害，不得不采取自卫方式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杀人后又有自首行为，就判处张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成都唐福珍自焚抗争

       唐福珍，女，成都市金牛区天回乡金华村人。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为了阻止拆迁，唐福珍在楼顶天台自焚。2009年11月29日晚11时许，医治无效死亡。

……

强拆事件高层震动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着城市建设中的拆迁之痛，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唐福珍事件发生后《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辉发自北京“法大，还是生命大？”当反抗强制拆迁以自焚这样的极端惨烈方式进行时，一场叩问“法”的改革正在急速酝酿。

2009年12月初，由北大法学院的沈岿、王锡锌、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等5位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下称《建议》)经媒体披露后，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和回应。这些教授与其他专家日前参加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拆迁新法》)的讨论，这意味着，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称《拆迁条例》)即将被废止。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对未来将出台的拆迁新法评价颇高：整个拆迁思维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据他透露，政府拟专设部门负责拆迁和补偿，有望先补偿再拆迁，房主如对拆迁有异议，可提起诉讼。但他同时强调，新例主要涵盖国有土地，并不适用于目前出现的大量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拆迁纠纷。

       即便如此，与会专家们仍称赞拆迁新法的改革方向“令人鼓舞”。在所有讨论问题中，关于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的话题备受舆论关注，因为它事关征收和拆迁的决定是否合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学专家说这个问题其实在8年前《拆迁条例》的制定过程中就引起过很大的争论，“当时学界曾要求将公共利益明确化，以免被滥用，但遭到一些地方官员的反对，最后他们占了上风。”

拆迁新法与地方政府博弈

       即便《拆迁新法》能达成成果，能否得到有效执行仍值得怀疑，以往的教训是，地方政府往往会有选择性地执法。

       按国务院的计划，拆迁新法的草案不久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而等到新法即《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后，《拆迁条例》将被废除。

       实际上，《拆迁条例》与《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与《物权法》的冲突更是明显，但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政府认为自己的行为违法，更多的解释是，后两者的条款是原则性的，《拆迁条例》却很具体，“用起来更顺手”。

       据此次与会的王锡锌教授会后披露，他认为，因直接牵涉到地方土地财政的利益，对《拆迁条例》大改、修订新法的阻力很大。

       “如果《拆迁新法》如期望中的那样解决明确公共利益、强制拆迁、先补后征等问题，势必会对地方政府造成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即便《拆迁新法》能达成上述成果，实际执行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仍值得怀疑，以往的教训是，地方政府往往会有选择性地执法，“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还会故伎重演，旧的矛盾可能被新的矛盾所取代”。

       但姜明安显得相对乐观，他认为要看到《拆迁新法》的进步性，《拆迁条例》的一大弊端是对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除了公共利益，还有如“危旧房改造”中的“旧”具体指什么？“以后这样的模糊空间少了，政策被歪曲的几率也就小了，我想地方政府还是会有所顾忌。”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周瑞金看来，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转变，追求GDP的热情不减，政府还会继续为了“政绩”和解决财政困难而批租土地，不自觉中就站到了开发商一边，而对民众的疾苦表现麻木。“为了求速度，地方政府一般不愿意花时间去搞辩论，遇到阻力就是用强制手段，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全国统筹解决。”

       “中国用30年的时间完成西方200年的转型，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中国的城市发展并不为过，矛盾的出现在所难免，但也要有度，有的矛盾可以避免，有的矛盾不应该激化。”周瑞金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要靠深化改革完成，需要全新的思维，需要以人为本的价值回归。

       中国的拆迁，痛并进步着。

来源 中国联合商报